其实，何部长想的没错，赖昌星和远华集团的核心人物，并没有睡大觉，也没有因为他们背后有人充当保护伞，而忘乎所以、麻痹大意。这个犯罪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周振庭，避开众人耳目，偷偷溜到广州，一住住了一个月，千方百计，想方设法，四处打探消息，想摸清底牌，看看中央纪委、监察部和海关的办案人员是如何查缉走私的，究竟湛江走私集团的漏洞出在哪里，以便回去有针对性地研究对策。
　　这次会后，办案的前期准备工作，紧锣密鼓地展开了。

　　６月９日，干副部长一行悄悄飞抵福州，向福建省委的领导同志通报了有关情况。

　　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听罢，表示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，全力配合中央对这一案件的查处，并确定由省纪委书记梁绮萍负责与办案部门联系，协调一切需要解决的事宜。

　　６月１０日、１１日，已经到达福州的办案人员与举报人取得了联系。举报人匆匆赶到福州，和办案人员进行了两次长谈。从他们进一步提供的情况，知道了不少与此案有关的新情况和线索，并确认举报信中所涉及的重要犯罪嫌疑人此时都在厦门。　

　直到这时，他们才揭开神秘面纱，与举报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。

　 丰台定方案：从植物油案查起　

　６月１１日，海关总署调查局章局长，走私犯罪侦察局吕副局长，中央纪委、监察部孙副主任，还有从中央纪委、海关总署，以及天津、上海、大连等地海关抽调来的９名精兵强将，正式成立了方案组。方案组的成员都是反走私的能手，有着丰富的查缉经验，在缉私工作中屡建战功。

　　考虑到此案的复杂性，与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，他们住进了远在北京市郊丰台的市农业银行会计培训中心。　　方案组的几位负责人作了动员，再三强调必须严格遵守纪律，保证不与外界联系不泄密。然后，详细介绍了来龙去脉和整个案情，特别着重传达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，还有中央纪委、监察部领导的指示。接下来，大家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举报信。不看犹可，看完这封洋洋洒洒长达７４页的信，个个感到十分震惊：５００亿，还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，其规模之庞大，手段之诡谲，保护伞之庞大，着实令人吃惊！他们干了那么些年的缉私工作，遇上如此吓人的大案还是头一遭！

　　办案人员对举报信议来议去，作了详尽的分析，终于形成共识：举报信前面的概况介绍显得笼统，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惟有有关植物油走私的部分内容最丰富，线索比较清晰，有船舶资料、保险单据、商业票据、商检报告、货物提单等复印件。显而易见，油品走私的调查相对香烟、汽车等商品走私的调查，要容易一些。另外一方面，油品属特殊商品，需要专用的运输船具，不易伪报，而且需要油库存储，国内销售也需要有关部门出具易燃品运输许可证。此外，它涉及的部门众多，船舶进港，要向港务局和海上安全监督局提前预告；离港要由商检部门出具空舱证明；油品直接销售，还要商检出具商检证明；外代公司和外运公司必须保留有关的代理资料；银行也需保留开具信用证的资料。虽然走私犯罪集团慑于中央领导批示的巨大威力，可能会销毁一些证据，但要把各部门的证据销毁得一干二净，一点痕迹不留，是很难做到的。

　　基于上述考虑，大家形成一致意见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港监（即港务局方面和海上安全监督局），落实运载植物油的船舶实际进港情况，以及载油船舶的国内代理公司，和该船的船东办事处；海关方面，查实植物油的入境报关情况；商检方面，查清这些植物油入境后的商检情况；博坦油库和银行方面，落实植物油的国内外贸易关系，从发票、信用证、保险单、海运提单等单证中寻找蛛丝马迹，稍后阶段对有关贸易公司账册进行稽查。如果在港监、商检、油库、银行等环节，能够证实植物油贸易进口情况属实，他们又没有报关，那么就可以基本证实他们走私了。

　　接下来，在此基础上，各个击破，突破全案。布控对象突然全部神秘失踪　　６月１９日，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察局刘处长和北京海关调查局傅副处长一块，秘密飞抵厦门，开始与厦门市公安局的同志一起对有关人员进行监控。

　　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０日，牟副署长和干副部长带领章局长、孙副主任、吕副局长和其他办案人员飞抵福州。

　　当晚，在有省纪委梁绮萍书记、省政法委黄松禄书记、省纪委陈副书记、厦门市纪委张书记和公安局欧局长参加的战前部署、动员会上，办案部门领导通报了案情、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及有关具体事项。　　快要散会时，省纪委书记梁绮萍突然反映了个问题，她说：“昨天，也就是１９日，厦门市政府办公厅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是从福州打去的，说省纪委三室要派个调查组下去调查远华走私问题，希望厦门做好准备。我查了一下，我们根本没有人知道查缉远华的事，更没有人打过电话。” 　

　大家听了，觉得十分蹊跷，因为派办案人员下去调查是绝对秘密的事，怎么会有人给厦门打电话呢？　　两位领导马上追问一句：“电话是从哪里打出去的？”

　　“公安厅查过了，是从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打出去的，所以查不出究竟是谁打的电话。”梁绮萍说。　　不用说，这里面有鬼，分明是有人在暗处密切注视着办案人员的一举一动。

　　会后，６月２１日一大早，孙副主任和吕副局长驱车赶往厦门，与刘处长、傅副处长汇合。

　　始料不及的是：正当他们忙于制订抓捕方案的时候，刘处长和傅副处长突然得到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：据来自市公安局对重点人员布控现场的报告，我们确定的布控对象突然间全部神秘地消失了。　　突如其来的变化，着实让同志们愣怔半天，待到大家冷静下来，马上把这一消息汇报给尚在福州的两位领导。　　电话中，办案人员表示，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：２０日是星期六，２１日是星期天，这些人花天酒地惯了，许是出去寻欢作乐，暂时脱离了我们的视线。　

　２１日早饭后，牟副署长和干副部长正在福州温泉宾馆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，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时，刘处长的电话打了过来，继续报告布控对象仍未找到。

　　后来，来自各有关方面类似的报告多了，温泉宾馆会议室的电话铃声不绝，报告着同一个消息：人不见了！　　大家开始坐立不安，感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　　两位领导眉头一皱，果断决定：马上电请公安出入境方面进行调查，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出境了。　　不久，反馈回来的信息令领导们吃惊不小，与他们的愿望相反，一个确凿的事实摆在面前：布控对象全部出境！

　　专案组突然全部撤离厦门

　　显而易见，他们慑于打击走私的强劲风暴即将袭来，开始了大规模的潜逃。

　　也许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已被人泄露。　　怎么办？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牟副署长和干副部长的面前。

　　电话没了，客厅一片沉寂。

　　继续查？但是，擒贼先擒王，现在“王”跑了，这样查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　　不再查下去？那么，先期的准备前功尽弃，况且查处此案的风声已出，必定造成巨大的损失，损失最大的将是更多证据被销毁，许多非法资产被大规模转移。　

　怎么办？　　沉寂一会，两位领导就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作了分析，又通过电话征求了在厦门的傅副处长、刘处长的意见，他们两人异口同声，坚持继续查下去。

　　两位领导听完厦门前方的意见，各自陷入沉思中。

　　终于，牟副署长和干副部长几乎同时抬起头，坚定地说：“撤！马上请示北京。”

　　电话打到北京，何部长听了前线指挥员们的意见，果断地说：“对，撤！” 　

　撤的决定一定下来，进驻福州的两位领导对办案人员说：“请你们分别通知厦门的吕副局长和孙副主任，撤回北京。”

　　此时，已是下午３点多。　　电话铃响了。

　　“喂，是老孙吗？” 　

　“我是老孙，什么事，看你急的？是不是领导要我汇报准备工作情况？”孙副主任听出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异样。　　“老板们碰了碰头，决定案子暂停。”

　　“什么？暂停？”孙副主任一怔，抓着话筒傻了眼。“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　

　“那几个人，经证实，确实已经跑掉了。”电话那头又补充一句。孙副主任这才不得不面对难以接受的现实。事后，他回忆说，那时候，他一下子，就像大伏天被冰水浇了个透心凉，从内到外凉透了。　

　现在，提起旧事，孙副主任感慨万千地说：“那时我才彻底理解了这样一句成语：瞠目结舌。那种感觉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当时我们得到这些主犯外逃的消息后，便感到形势对我们不利，但万万想不到这个案子会停下来，刚组建的队伍要回去。”